虽然推定意味着对某种程度的决策误差的容忍，但误差的数量和程度与之前相比更可能不升反降，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法则不会遗漏任何已知的犯罪信息，而只是为整理犯罪信息提供了操作流程。

[11] 这一观点在国外学术界也颇为流行。对于霍菲尔德的研究方法，王涌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允许B-A（C）读作B对于A实施行为C，是允许的。这导致规则的调节、指导作用难以发挥。谁进入了禁区，谁就触犯了规范。无权利关系到另外一个主体对前面一阶段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基本态度，它的基本立场是肯定特权，否定义务。[37]如果规定依照某个行为（行为C）积极确定的义务性规范被称为（实施行为C的）命令。

萨姆纳认为，霍菲尔德的第一组概念矩阵是静态的，对应哈特所谓的初级规则，并不包含创造、改变、消除或者操作基于初级规则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机制。[21]为了解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概念，以下将诉诸规范这一更为基础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论述的开端。【摘要】 从法体系看，规范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最抽象的概念，其最有资格成为论述的开端。

但他提及的允许是概括性的，包括了狭义的允许与非命令。在语义上，关系性义务可以被直接转化为关系性要求，反之亦然。命令与允许是积极形态，而禁止与非命令是消极形态。体系并非任意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内在的关联，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由此形成一个大的统一体。

[30] 参见注[16]，第22页。最终，法律元语言将走出少数人的内部秘笈的状态，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53]冯·赖特认为，立法者不表明态度意味着未予禁止或允许，这是规范的基本表达形式之一。在另外的条件下，如果不命令主体实施某行为就难以满足特定的政策需要，那么，下达命令、赋予主体一定的义务就是必要的。那么，规范是否具有发展出一个法体系中一切范畴的可能性？抑或，法体系中众多基本范畴的形成是否可能与规范的内涵的不断展开有关？ （一）规范模态的四分法 规范理论与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关系理论各有偏重，前者通常被归于客观法理论，后者被归于主观法理论，然而这并非绝对。[35] 参见注[32]，第126页。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缺乏语用学的分析反而使罗斯的理论显得更加纯粹。本文对法律元语言以及法律关系的理解超出了霍菲尔德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们要考察的对象从来都不是静止的。根据立法者对待某一个行为（包括作为性的行为与不作为性的行为）的态度，可以将法律的形态分为命令和禁止，分别对应于行为应该得到实施、行为不应该实施。若会举一反三，便不难发现，无资格之于豁免，相当于无权利之于特权。

[14] 参见雷磊：《法律权利的逻辑分析：结构与类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第54页。然而，霍菲尔德理论的前置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17]较之罗斯的理论，萨姆纳的理论更复杂，他描绘出一个无限衍生的意义系统。阿列克西就作过这样的推演。

对此，一个合理的方案是，将命令转换成禁止不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没有禁止不为（命令），便意味着允许。[1] 参见朱虎：《法律关系与私法体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26] 理解规范模态，通常需要借助道义逻辑。我们始终有我们想要说的东西和我们实际上已经说过的东西之间的矛盾，而且必须不断地把不充分的东西抛在后面，并准备一种新的尝试，说出我们意谓的东西。限制性规则是对相关人提出的义务要求：如果规则是指导的形式，便是积极义务。如果所有的人都处于无权利地位，没有人能够对特权的持有者提出请求，那么，特权就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绝对权。

[2]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从义务到无权利，形式上经历了两次否定，因此，无权利本身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是重归义务性规定。

道义逻辑就是由封·莱特命名的。试想，那么多的等值关系，是否意味着规范语句中存在着大量的冗余？依照萨姆纳的思路，这一问题可以借助语用学来说明，规范语言的多样性源于人们习惯用法的差异性。

其实，如果这种循环推导是可行、可欲的，我们就完全可以从任何一个概念出发完整地推导出其他三个概念。命令与禁止是义务性的规范形式，允许与非命令则是权利性的规范形式。

[52]冯·赖特通过推理发现了豁免的存在，并且发现了豁免的常见表达形式：如果我们假定存在一个立法权威，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将人类行为分为两大类，即屈从于这一权威创设的规范行为与不屈从这一权威创设的规范行为。[45] 由义务和特权组成的矛盾关系在逻辑上处于优先地位，法不禁止即自由具有初始划分的意义，而另一组由无权利与请求权构成的矛盾关系是具有工具意义的。真理具有在时间到来或成熟以后自己涌现出来的本性，而且它只在时间到来之后才会出现，所以它的出现绝不会为时过早，也绝不会遇到尚未成熟的读者。罗斯科·庞德虽然接受霍菲尔德关于自由的概念，却反对无权利（no-right）的概念。

[27]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353页。[18] 参见注[15]，第115页。

相反，能够认识到这一规范形式，恰是霍菲尔德的深邃之处。按照符号主义范式，未来的法律人工智能设计可以采纳与这张表相符的术语。

霍菲尔德在文章中确实援引过不少美国法院的判例，然而仔细分析文本就会发现，其所引的判例都以例证的方式出现。如果规则是禁止的形式，便是消极义务，义务的地位举足轻重。

自上个世纪法学基本范畴讨论至今，我国理论法学已经立足于更高的起点。相反，如果没有相关的允许性规定，主体就不得为某行为，不被允许即禁止便是此意思。道义逻辑可追溯至模态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兹。目前正欣欣向荣的人工智能科学必能使法律元语言的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

（2）允许A-B（非C）读作A对于B可以不实施行为C。一个主体的无资格状态被否定，就意味着其自主地对他人的强制性支配成为可能。

在次级规则中，可能比必要和不可能更具语用学的优先性。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主宰的时代，当代法律人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为，在破除旧的形式规定之后，建立新的概念体系。

在他看来，权利的本质乃是意志选择，由于豁免与个人选择或控制无关，故不应该归于权利的范畴。[6] 参见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69页。